焦点娱乐-焦点平台-焦点注册登录

焦点注册煤炭最近成了大热门。地缘博弈、天灾外加北半球渐渐逼近的寒冬，让煤炭需求大涨，其价格也随之被引爆。

这几天，在一片哀号的A股，煤炭板块几乎一枝独秀，呼应了当下全球的能源局势。

而拥有总储量270亿吨煤矿、掌握印度三成以上煤炭进口业务的印度“煤老板”阿达尼，则成为“被当下选中的人”，一举超过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成为亚洲新任首富，在全球也仅次于马斯克、贝佐斯。

煤炭再次成为“黑金”，全球煤老板、能源炒家都为之癫狂。

但这里面，鲜有中国煤老板的身影，他们销声匿迹很久了，还停留在人们形容“暴富”时的语境中。

十年前的2012年，中国煤老板在大规模的煤炭企业重组中谢幕，当时他们称自己是“中国最后一批煤老板”。

他们上演了最多暴富的故事，人虽离场，但钱还在市场运作，经过资本市场的几轮翻涌，洗掉煤渣味，换了样貌。

煤老板各自的命运也出现了分化，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拿着先前赚的钱隐匿江湖；一类为偿还早年恶果坐了牢；还有一类则在进行现代资产转型。

1.

/ 因何而富？/

多年以后，回忆起富起来的经历，一位煤老板说，好像是从刚刚过了20世纪才开始的，来拉煤的车队排成了长龙，先是100元一吨，人们不停地买，涨到105元一吨，人们还是不停地买，于是继续5元5元地上涨。

他说自己就像漂在水中的船，突然有一天，发现水涨起来了，船可以出海了。

至于为什么，他说不清。

中国煤老板最早感受到财富飞涨，与“暴富”扯上关系，确实是在20年前的21世纪出头。

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外贸对经济产生了强劲拉动。与此同时，国内的房地产热浪成为内需第一动力,几乎与“煤老板”声量相当的“温州炒房团”正是诞生于那一时期。

“中国制造”与房地产，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无比繁荣的经济景象。

大变革年代，中国能源领域也在紧锣密鼓地往市场化推进。2002年1月，国家取消了电煤指导价，实行市场化运作，煤炭价格开始上涨。

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虽带来了恐惧和部分地区的“静默”，但并没有打乱中国经济昂扬向上的增长节奏，当年的中国经济竟然没有因为这波疫情受到太大影响。与经济持续增长相映衬的是，各行业尤其是钢铁、化肥、水泥等重工业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

那一年，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电荒，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多数电厂储煤支撑不了3天。

很多工厂叫苦不迭；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上海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蜡烛经常卖到脱销，成为居民家中必备物品。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能源需求的猛增，进一步刺激了煤炭价格上扬。

一个细节是，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亲自率领11个市的市长和大型能源企业的老总，北上山西、内蒙古，为燃煤之急求解招数。

一些大型火电企业为此更是奇招迭出，有的厂甚至倾巢出动，派出去的人干脆长驻煤矿，或者长驻铁路部门，目的只有一个：抢煤！

那时煤炭价格按小时算，这一小时和下一小时的价格都不一样。山西的一名煤老板上山拉煤，碰上突击检查，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得以通行。就这一夜间，煤价涨了两成，他因此多赚不少。

一位山西煤矿主回忆，疯狂的时候，电厂和洗煤厂的人用蛇皮袋背着现金到矿厂排队交钱买煤，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排不上号。

一般来说，当时一吨煤的成本基本是固定的，大约400元。如果按照最高煤价1400元算，一吨煤的毛收入为1000元，再减去每销售100元要上缴20%的增值税共计200元，一吨煤的净利可达800元。

也就是说，如果设计一个年产30万吨级的煤矿，一年纯收入可达3个亿。在这诱人的利益推动下，挖坑几近疯狂。

煤老板们一朝翻身。

他们在十年前通常不被人瞧得起，煤炭价格低廉，去包煤矿被认为是走投无路的做法。

一代“煤王”姚巨货近50岁时下海搞煤炭运输，就是因为家里一贫如洗，老母患癌、妻子患肺结核，家里还有6个孩子要养，才索性辞掉公职干起了煤炭生意。

遭受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对外出口大幅下滑，煤炭价格跌至谷底，又苦又累不赚钱的煤炭行业更令所有人避之不及。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给村主任送一条红塔山香烟，便能拿下一座煤矿。

“煤老板”的叫法也是大概2005年才有的。

当时山西发力引进外地资本投资山西煤炭，促进煤炭企业产权和股权的多样化，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煤矿主，之前都是挂靠在村镇名下。

其实，“煤老板”只是对从煤炭生产和运输过程中获得暴利者的一个笼统称呼。一个矿上的领导层可以分为“投资商-实际操作者-生产组织者”三级。

投资商大多来自浙江、北京、山东等地，一般只负责出钱，浙江投资者中又以温州人居多。

实际的操作者大多是本地人，在地方上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负责各方协调。他们和投资者之间是承包关系，给投资者固定的回报。

再下面一级才是具体的生产组织者，承包某个矿井，组织民工生产。

在这样的链条中，没有企业，更没有企业家，有的只是资源的“搬运者”——在承包期内获得最大的利益，然后抽身而去。

2.

/ 既赚钱，又高危 /

在大势面前，很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写。

一些小学没毕业的煤老板，前几年还负债累累苦苦挣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贯万贯腰中缠。人们通常用两个词来形容：一夜暴富和不计其数。

山西煤炭大亨张新明，一位在窑洞出生的地道农民，涉入这个行业后身家一路攀升，开启了他从矿工到地方首富，再到潜逃者、罪犯的漫漫黑金路。

2005年时，张新明家族的财富据估算就已达10亿元。那一年，来自卢森堡大公国、善长追热点的胡润在公布了百富榜之后，首次公布了一张涵盖31名富豪的“能源富豪榜”，有11位煤老板入选，9位来自山西，张新明家族位列煤老板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姚巨货家族。

但有能源专家看了这张榜单后指出：能源榜严重低估了山西煤炭商的资产，山西资产在10亿元以上的私人煤炭商至少有20多位！

胡润坦然承认了可能的不准确，认为煤矿行业透明度不高，是从公开信息中调查得出的结论。

有煤老板说，不要希望从煤老板嘴里问出他有多少钱，有些时候，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告诉的。

至于为什么搞这样一张榜单，除了迎合当时能源大热的趋势外，胡润提到，一些国际知名奢侈品企业尤其对中国煤矿厂商更为关心。

奢侈品与“挥金如土”的煤老板，似乎是天然的搭配。

即便到了今天，煤老板高价拍下世界名画、现金成栋买楼、豪车遍地、7000万嫁女等故事仍广为流传。

煤老板觉得这些财富都是自己“提着脑袋挣回来的”，矿上的事故、调查、煤炭行情都会让他们神经紧绷。如果在夜里接到矿上的电话，全身的汗毛都会立即竖起。一位煤老板说：“我付出了这么多，坐个宝马也不为过吧？”

于是造就了山西一怪：道路交通是全中国最烂的，而跑在上面的汽车却是全中国最好的。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穿梭奔流的是奔驰、宝马、路虎、劳斯莱斯，简直就是一个尘土飞扬，流动穿梭的豪华汽车展览馆。

2005年算是一道分水岭，很多煤老板只是完成了几个小目标，真正赚到大钱还是从这之后的三年。

这三年，中国房市陷入到了“越调越涨”的怪圈，如同早些年人们对于投资股票的狂热，投资买房的吸引力似乎更让人欲罢不能。

房地产的起飞带来对钢铁、水泥猛烈的需求。而钢铁水泥的生产，都离不开煤。于是，全国大大小小的煤矿都开足马力生产。这几年也成为重大矿难集中爆发的年份。

很多煤老板在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同时也强烈感觉到，煤矿，这是个赚钱的行业，也是个高危行业。

3.

/ 黯然离场 /

伴随煤炭行业高歌猛进的，是矿工们日渐衰弱的身体，和频发的矿难事故。

尘肺病和残疾在他们中很常见。失去劳动力之际，矿工们的性命变得毫无价值，余生是一个拉长了的消音过程，后面的日子只剩下熬。

作家刘庆邦在小说《神木》中用甘蔗来比喻矿工的人生。一根甘蔗，只不过三五节是甜的，一个人最好的年华，也就三十岁这段时间。去矿上打工，就好比吃甘蔗，把最甜的几节吃掉，把渣子吐出来。

矿工大概是最无法预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的人。当时一般百万吨死亡率在3人左右，好一点2点多。

简单的数字背后代表的意思是，一百万吨煤的产出，就要牺牲两到三个煤矿工人。2004年，山西矿难死亡人数高达6027人，占全国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每一次大型矿难推动一次矿业整改，也改写着煤老板们的命运。

2004年4月30日，山西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6人丧生。在追责时一个漏洞浮出水面：这个煤矿实际权属于乡镇，经过层层转包，最后竟然无法找到具体责任人。

为了明确产权归属，2005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进一步完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规范煤炭矿业权价款评估办法，逐步形成矿业权价款市场发现机制，实现矿业权资产化管理。

这促进了煤老板的诞生。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溃坝事故并非煤矿，而是铁矿，但却间接导致了山西煤矿的再度整合。

在当时的代省长王君看来，要解决矿难频发，就要进一步加快煤矿企业的重组，让国有矿企占主导地位。

2008年秋天，以遏制矿难为由头，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 被业内称之为“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轰然启动。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来袭，全球经济回落，煤炭需求疲软，产能严重过剩，价格急速下跌。

从2009年开始，山西开始了历时2年的煤企大重组。重组过后，全省矿井总数由之前的2598处减少到1053处，办矿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被淘汰。

国家政策是一方面，那时的市场情况也不乐观。作为上游产业的煤炭是否兴盛，主要取决于下游的需求。

在国内，煤炭的下游，主要有三个行业。动力煤供给了火电厂，焦煤运往了钢铁厂，而无烟煤则主要被水泥厂消化。钢铁厂和水泥的景气，则主要取决于下游房地产和基础建设投资情况。

房地产主要为商品房的投资，基础建设就是道路、桥梁、机场等的修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09年“四万亿”拉动之后，房地产、基础建设投资顿时暴增，直接催动中游钢铁、水泥需求，进而引发更上游的煤炭价格在2009年强力反弹，后来证明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政府强力投资引发的需求拉动并不长久，整个煤炭产业链最下游的需求房地产、基础建设都在2011年走到了强弩之末。

2011年，商品房市场“金九银十”的热闹场景也已经凋零，基础建设在地方债务问题凸起以及高基数的压迫下开工也渐成问题。秋天，早已产能过剩的钢铁价格率先下滑，前两年风光无限的水泥需求也开始下滑。

到年底，受到欧洲债务影响，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国际煤炭价格跌落，国内煤炭价格相较国际煤价已失去优势。于是到2012年，越来越多的下游电厂、水泥企业、钢材企业开始选择进口煤炭。

可以说，2012年的煤老板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煤炭红利期结束，寒冬到来，接受整合是唯一的出路。

按照山西的补偿方案，煤老板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经济补偿，二是按照资源资本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在新组建企业的股份。

大部分煤老板选择将煤矿卖给国企，在这轮整合中黯然离场。

这些退出历史舞台的煤老板们，手握卖矿得来的几千亿“黑金”，进入了彷徨期。

4.

/ 游走的“黑金” /

山西曾经兴于煤，也困于煤。山西煤老板们，也是如此。

煤老板们在政策的灰度空间里游走，并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起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曾经日进斗金的暴利光景让他们失去了举办实业和不断开拓创新的耐心。

他们再难找到第二个行业像煤炭行业一样，周期短，利润高。

有煤老板自称在《资本论》的指导下定下了三步走：第一尽快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第二进入大工业，第三进入投资领域。

不知道其他煤老板有没有读过《资本论》，他们的行为同样在践行三步走战略，但成功的并不多。

最大的问题在于煤老板自身。他们做的说白了只是一个“挖了卖的活”：从政府那里获取煤炭资源，用简陋的方式挖掘，通过煤炭的稀缺性换取大把现金。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组织结构、管理结构以及技术方面的创新，因而成就了一批文化程度不高，视野不宽的煤老板。

而且小煤矿利润大，但属于粗放式管理。高科技和服务业，既要求精细管理，更有技术门槛。人才、管理技术跟不上显然具有很大的经营风险。

在电影《西虹市首富》中，十八线守门员王多鱼意外得到了300亿遗产，前提是要每个月花光10亿。王多鱼突然发现花钱也不是那么容易。显然，煤老板们陷入了跟王多鱼一样有钱没处花的烦恼。